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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在北京甚至全国均属首次。此前，上海等集体建设用地入市的试点城市曾允许集体建设用地用于租赁住宅建设，及工业和商业方面。与国有建设用地同责同权三宗地块为大兴区瀛海镇YZ00-0803-2009、2012A、2012B、2015地块、大兴区瀛海镇YZ00-0803-2010、2013A、2013B、2014、2016地块和大兴区瀛海镇YZ00-0803-2003、2004、2005A、2005B、2008地块。

与02/1-05/6相似之处之二：政策因素影响股市微观资金供求。02/1-05/6期间，国有股减持持续影响投资者风险偏好，影响股市资金供求。2001年6月12日国务院正式推出国有股减持方案，由于这一政策推出后市场持续下跌并且争议较大，在2002年6月24日证监会财政部等部委决定停止在二级市场减持国有股。但投资者对国有股减持的担忧长期存在，02/1-04/4期间上证综指始终在1300-1780点之间震荡。04年后，通胀升温，货币政策收紧导致市场下跌，叠加证监会在2005年4月30日宣布启动股权分置改革引发了市场的尾部风险，05年5月股改推出后市场加速下跌，最终跌破千点大关。与之类似的是，今年2月份以来的这一轮市场调整，内部去杠杆也成为重要原因。18年以来在去杠杆的政策背景下，虽然央行连续3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但实体经济信用仍然在收缩，年初以来M2增速从8.6%回落至6月的8%，新增社会融资规模从年初3万亿回落至1.18万亿。这也影响了股市微观资金供求，其中影响最大的方面在于引发了银行理财相关资金的撤退。具体来看，截至2017年银行理财规模29.5万亿，权益类投资大约10%，其中以基金专户、基金子专户、私募等委外形式的直接投资股市资金占比大约20%，剩余的2万多亿为股权质押、结构化产品配资等名股实债类资金。在4月27日资管新规发布后，银行表外资金转表内，但由于此前理财细则未落地，出于谨慎性原则一些产品到期后没能续上，体现为银行理财权益相关资金撤出，这一点从相关机构资产管理规模的变化可以得到印证。专户规模在萎缩，基金公司专户业务资产管理规模从2017年11月高点5.04万亿元持续降至2018年4月4.91万亿元，基金子公司从7.63万亿元降至6.65万亿元。私募也在缩减，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管理规模从18年初高点2.61万亿持续降至6月2.53万亿，另一方面今年私募清盘成为常态，年初至5月月均证券类私募产品清盘数为675只，而2017年同期月均证券类私募产品清盘数为498只，详见《市场资金面的困境和改善路径》。

慰安妇问题。2015年韩日签署了《韩日慰安妇协议》，由日本政府财团提供资金，支援日军“慰安妇”受害者，开展恢复“慰安妇”受害者名誉和尊严及心理辅导的工作。2018年，韩国政府解散了根据这一协议设立的“慰安妇”基金会，呼吁日方以真诚态度对待“慰安妇”事宜，恢复受害者的“名誉和尊严”。日本政府对此严重不满。

如果说，我们认为未来的股票市场下调有限，那么，在这种背景下面选择一些正股，估值不贵，转债在面值附近，转股溢价率在10%或者15%以内，这样的转债是有非常好的配置的价值，是一种进可攻，退可守的资产类别。所以接下来，在权益的风险暴露方面，可能更加想提高的是这些符合要求的转债的配置比例。希望这部分转债的配置能够在权益市场超预期的时候带来更大的净值上涨弹性。

尽管在2011年大盘果然出现大跌时，守住了净值，但对于私募基金来说，在一年半的时间中，频频错失机遇，是非常要命的一个问题。也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星石投资开始从稳健偏保守的阶段，逐渐开始向稳健偏积极进行转型。2012年开始，星石投资不再严格控制回撤，而是将投资策略调整为允许回撤，在保证夏普比率（即风险收益比）的同时，可以承受波动。调整策略后，2014年底到2015年上半年的九个月时间里，星石产品的涨幅再一次回到了百亿级私募的前列。但在2015年的股灾中，也产生了更为棘手的问题。

外汇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主要政策措施包括：一是取消QFII资金汇出20%比例要求，QFII可委托托管人办理相关资金汇出；二是取消QFII、RQFII本金锁定期要求，QFII、RQFII可根据投资情况汇出本金；三是允许QFII、RQFII开展外汇套期保值，对冲境内投资的汇率风险。